小站练兵是晚清重要事件，它是中国军队由旧军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开始。中日甲午之战，清军以惨败而告终。勇营旧军不堪一击，所谓中兴名将的神话以及人们对旧式军队所抱的幻想统统破灭了。一时间，改练新军之说大盛，朝野上下一片“整军经武，以救危亡”的呼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军制，遂有小站练兵。

小站乃地名，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，原为退海之地，同治之前尚属荒芜之地，后淮军屯兵于此，陆续修建道路和驿站。由于这里是大沽以西第五个驿站，习称小站。早在甲午之战进行时，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便受命在此训练定武军，袁世凯接受督练新军的任务后，便接管了这里，拉开了小站练兵的序幕。

甲午战败后，李鸿章开始失势，袁世凯顿失靠山。从朝鲜回来后，他一度被留在督办军务处当差，风光早已不再。他在致其兄世敦的信中抱怨道：“弟自韩归国，除二三挚友外，余都白眼相加。”不过，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。他很快背着李鸿章秘密进京，四处活动。为了讨好朝中新贵，也为了划清与李鸿章的界线，他开始落井下石，到处放李鸿章的坏水，诋毁他的对日政策如何软弱；从朝鲜撤军如何错误；而战事发生前，他又如何延误战机迟迟未能增兵，等等。在贬损李鸿章的同时，他也没忘了抬高自己，声称自己如何有先见之明，如何提出有识之见，如何忧心如焚，函电交驰，但李鸿章不仅不支持，反而处处压制，使他无法开展工作。为了更有力地说明问题，他还把几个月来与李鸿章等各方面的来往文电、摘要抄了数十份，装订成册，密呈京中要员。袁世凯在做这一切时都是背着李鸿章秘密进行的，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李鸿章都蒙在鼓里。后来有人指责袁世凯忘恩负义，全然不顾李中堂的提携之恩，可袁世凯却不以为然。因为对他来说，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成了死老虎，变得无足轻重，而他要做的是尽快撇清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。

这一着果然有效。不久袁世凯便找到了新的靠山。这个靠山便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。1895年4月，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，而军事改革则首当其冲。不久，清政府决定组练新式陆军，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便多方活动，并很快达到了目的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十月，军机处上奏保荐袁世凯出任督练新军的重任。在奏折中，督办军务王大臣对袁世凯评价颇高，中有“浙江温处道袁世凯，朴实勇敢，晓畅军机，前驻朝鲜甚有声望”等语。奏折上去后，批复当天就下来了。谕云：“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，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，中国试练洋队，大抵参用西法，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，需款浩繁，若无实际，将成虚掷。温处道袁世凯，即经王大臣等奏派，即着派令督率创办，一切饷章，着照拟支发。该道当思筹饷、变法匪易，其严加训练，事事核实，倘仍蹈勇营习气，惟该道是问。懔之！慎之！”

这道谕旨，对于小站练兵是具有历史性的；对于袁世凯来说，也是具有历史性的。据曾在北洋军中出任高级军职的张联棻回忆说，袁世凯最初在小站练兵时，规模并不算大，新建陆军总数不过七千人，但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军事人才，随着腐朽的绿营兵的淘汰，新建陆军就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。不久，袁世凯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扩编北洋六镇，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出自小站。以后，随着北洋军力量的扩张，小站出身的军人就布满了全国，无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，为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打下了基础。

应该说，小站练兵成就了袁世凯，也成就了一个汉人统帅。枪杆子与印把子从来就是连在一起的。小站练兵使袁世凯牢牢地抓住了兵权，而凭借手上的兵权，他也开始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戊戌变法发生。随着变法的深入，帝后两党开始尖锐对立。9月间，形势骤然紧张。一时间，流言四起，说是太后要借天津阅兵，废皇上为庶人，另立年幼的端王之子，并由太后训政。早在这之前，太后已有懿旨，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，节制驻扎的近畿陆军聂士成、董福祥和袁世凯部。此举目的当然再明白不过，就是要控制近畿部队，以防范帝党。

西太后的举动使帝党感到大为不安。为了保全光绪，确保变法成功，维新派认为必须争取军队的支持。在当时驻扎近畿的三支军队中，他们进行了比较分析。康有为原先想用驻扎芦台的聂士成，但被认为并不可行。林旭主张用董福祥，而谭嗣同则力主用袁世凯。两人为此还产生了分歧。林旭当时有诗云：

愿为公歌千里草（董），

本初（袁）健者莫轻言。

这首诗是林旭写给谭嗣同的，诗中流露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。可后来谭嗣同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。因为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大部分维新人士的支持。于是，最后的宝便押到了袁世凯身上。

为了拉拢袁世凯，在政变发生前，光绪皇帝曾两次召见过袁世凯。第一次是9月16日（八月初一）